案件要点

接到起诉后，律师迅速与委托人进行沟通，委托人表示自己与原告并非合作关系,实质是劳动关系。委托人是抱着与原告合作的初衷,与原告签订《艺人经纪合同》,期待原告能像合作协议上所约定的能提供互联网视频、音频直播活动指导、监督、推广、宣传、安排、代理等方面的专业指导。委托人也非常有诚意与原告合作,愿意将在合作直播平台获取礼物金额的60%给到原告.并且智力成果著作权也都约定归原告所有。但事实上,原告意图并非是与委托人简单地建立合作关系，真正目的是与委托人建立具有人身隶属性和经济从属性的劳动关系。除《艺人经纪合同》之外,原告要求委托人与其另行签订《某合作主播直播规范》、《主播待遇合作方案》,这实质上就是典型的劳动合同。《某合作主播直播规范》、《主播待遇合作方案》中关于劳动时间要求,被告月直播天数不低于26天,日最低有效直播时长为6小时,单次不低于2小时,月直播总时长不低于156小时,委托人完全没有工作自由可言。关于工资发放情况,保底5000元/月,每月25日结算。关于工作内容要求,要求不得旷播、要对粉丝进行维护等。并且如达不成一系列要求,则委托人面临被降低或取消保底。因此,从工作时间、工资发放、工作内容要求来看,双方明显处于不对等的关系,不是合作关系,而是具有人身隶属性和经济从属性的劳动关系。

委托人与原告签订的《艺人经纪合同》系格式条款,在签订合同时原告未尽到提示、说明义务,导致委托人对合同双方权利义务不清,原告存在明显过错。委托人与原告于2021年签订《艺人经纪合同》,合同中大多数条款系原告公司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,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委托人协商的格式条款,合同仅就部分内容以手写方式补充,合同系格式合同。但在签订合同时,原告作为专业的经纪公司,并未采取任何方式尽到提示、说明义务,重要条款未采取醒目方式注明,未对合同条款予以释明。原告的以上行为直接导致了委托人对于合同双方权利义务认识不清。因此,在合同履行中双方不可避免发生争议，原告存在明显过错。签订合同后,原告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向委托人提供职业规划、专业培训、宣传推广等服务,原告违约在先,导致委托人达不到合同目的。案涉合同系原告提供的格式合同模板,通篇约定的均为委托人的义务与公司的权利。其中，仅极个别条款约定了公司的应尽义务。原告从未履行任何合同义务,并未向委托人提供任何职业规划、专业培训、宣传推广等服务,也未就委托人的自身条件对其进行包装定位,原告违约在先,导致委托人达不到合同目的。

关于承诺的推广推流,是在委托人自己拍摄的作品大火之后才偶尔投放一点流量,委托人在职期间拍摄的作品没有一个是火起来的,在职三个月一共投放仅仅500元。并且公司的线上主播和线下主播待遇是不一样的,他们也没有给委托人提供直播间,委托人是在家里直播。2021 年10月，委托人向原告公司运营人员明确提出离职,并说明了自己有事的情况。以上充分说明原告公司对委托人的停播原因是知情的.且没有对委托人停播行为表示反对。

原告公司并未就因委托人停播所遭受的损失提交具体证据。原告公司所主张的违约金明显偏高。根据规定,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减少的,法院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,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、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,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确定。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,一般可以认定属于“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”。原告公司主张要求委托人支付违约金30万元,但并未就因委托人停播所遭受的损失提交具体证据,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。即便委托人存在有相应的停播情况,原告公司所主张的违约金也明显偏高。

综上,原告借助当下火热的直播经济,打着艺人公司的幌子,吸引众多像委托人一样初入社会的年轻人,签订虚假的《艺人经纪合同》，私下又与委托人签订《互娱合作主播直播规范》《主播待遇合作方案》这样的劳动合同,与委托人建立具有人身隶属性和经济从属性的劳动关系。要求委托人为其辛苦直播,从委托人挣得收入中分走60%。委托人按《劳动合同法》及合作约定告知情况,并提出离职后,原告又以巨额违约金来恐吓委托人。